無法完成的莎劇結構－－選老頂

邱禮濤是本地有名的多產導演，在數年前港產電影人都有難以開戲的苦惱時，他仍開工不斷。近年港片復甦，他更是不愁工作，單是今年數月間，他便連續有四部新作，分別是《兇手還未睡》、《選老頂》（原名《選老坐》）、《失眠》和《拆彈專家》。前兩部更因觸犯電檢之禁，被逼更換宣傳海報和改戲名，引起城中廣泛關注。

《兇手還未睡》便不說了。《選老頂》是一齣看故事便立即令人想起杜琪峯前作《黑社會》的作品－－借黑社會選老大諷喻香港選舉制度；一個小圈子選舉，引來各候選人明爭暗鬥，掀起連場腥風血雨，黑道和白道千絲萬縷的關係，更幾乎直指中港權貴勾結。所不同的，是《黑社會》對應曾蔭權年代，《選老頂》對應的則是梁振英治下的「假普選」政改風波。本地政情時局發展日趨激越，電影表述也愈見直接坦率；相較《黑社會》，《選老頂》的表達幾近赤裸，很多政治金句潮語，直接放入片中，由角色念白。藝術的距離讓路予宣示、表態和陳述，身在抗爭漩渦的本地觀眾，不難體察其必要。

電影的原有權力架構十分明確，主角阿七（杜汶澤飾）及其生死兄弟六寶（姜皓文）所屬的堂口派系，是幫會依五行（金、木、水、火、土）命名的分堂之一，做到一堂之主，上面還有老坐（坐館），然後是用天、地、人三才命名的老叔父（夏韶聲、張武孝、李龍基分飾），再之上是真正的一幫之主神爺（黃秋生飾）。神爺很神，他不斷欽點坐館候選接班人，再由少數權力人士選出，塘水滾塘魚，只有聽話的人才可以當領袖，因而不難維持內部穩定（由神爺繼續擔任幕後操盤保障），而這穩定，也是外部更大的權力架構（電影由警方代表）所欲見。

這麼樣一個全權或統制（totality）的結構，由上而下，操作有時，運行有序。阿七要選老坐，對手豺狼（王宗堯飾）比他更能玩固有的遊戲規則，他居於劣勢，於是在投票最後關頭公開提出一人一票選老坐；一句「你有票，要不要？」鮮明的挑釁式口號，難掩其背後私心。片中那群情洶湧的影段好像彰顯了「人民的力量」，但其實一人一票，候選人卻早經「老屎忽」篩選過，如此衝擊，徒具外表，建制很容易便可故作大方，「權力下放」。普選不真，只會反而加強建制管治的合法性。邱禮濤用光影把雨傘運動前後的政改爭議，用他的方式直接搬演一次。

是以，動搖固有體制的並非民主力量，而是制度本身的腐敗。互鬥的候選人自相殘殺，同歸於盡；神爺雖叫神爺，但他不是上帝，他會病，會死，編導安排他患上前列腺癌，要用尿袋，最後死於自己的屎尿堆中（很強烈的雄性夢魘）。阿七所掀起的無意識暴力（他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真正幹了甚麼）最終只成為令超穩定結構鬆動一時的亂數，雖然影片沒有交代，但觀眾隨時可想像會有修復板塊讓一切回復原狀。在這裡，《選老頂》並沒有比兩集《黑社會》基進（radical）多少，主角仍是作為一場悲劇的中心、全權宰制的受害人。看到他的結局，觀眾會警惕、覺醒，但「覺醒」之後呢？相信因為看不到任何出路，因而很易被無力和無奈感灌注，頭起頭沒，（情願）再陷昏沉。

或曰，悲劇自有悲劇的力量。細心的觀眾不難看出《選老頂》底子其實是一部《馬克白》－－權臣在回家途中得到女巫預言他將當上君王，有了形而上的保障，他便不惜連場血拼，坐上高位，卻避不了眾叛親離，敗死收場。只是《選老頂》作預言的不是三名女巫，而是三名妓女［並主要由其中一人coco（陳意嵐飾）於做愛時作塔羅占卜］，阿七的老婆（洗色麗飾）也不如馬克白之妻陰暗毒辣。然與其說《選老頂》在情節和敘事上趨近《馬克白》，勿寧說在男子氣慨的反省上精神互通。英雄野心、男兒好勝，如何轉換成剛愎自用、瘋狂殺戮，《選老頂》都可說繼承了《馬克白》的悲劇路線。電影由李敏擔任編劇，該也對批判男性自大狂想以至沙文主義思維出了好一分力。

可惜，《選老頂》的悲劇性並不徹底，阿七之妻心向六寶，六寶的女兒回來向父討債，都是先採取男性角度，令觀眾感受其想像，然後回馬一槍，看到殘酷真相。那不是英雄承擔惡果付出自由代價的向度，而是大巴掌大巴掌向大男人摑去的英雄脫魅。杜汶澤和姜皓文的選角，則是以小人物形相去撐起悲劇英雄的格局。這種用喜劇人物（不單是演員的固有形象和風格，角色在片中的言行也摻雜港產片慣見的喜劇元素）推動悲劇的做法，大大削減了前述的悲劇逼力。悲劇洗滌人心、情感，帶來昇華，又或者表現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對抗命運的權力意志，因而不用展示出路，即可讓觀眾體悟主體本身便是出路的「作用」，談不上充分發揮。

編導設計出豺狼及二把手Ken（洪卓立飾）之間的同志關係，明顯是來跟阿七和六寶的舊派雄性兄弟作對比的。兩集《黑社會》裡一眾角色爭奪代表陽具（Phallus，不是penis）的龍頭棍，《選老頂》的陽具則藏於水底，由Ken去撥弄，說明影片的雄風終究是見不得人的。這種對雄風的蓄意壓抑或調控，可能源於編導循文化研究和性別對待而來的政治正確，卻同時造成某種欲語還休。神爺的前列腺癌、片末黑幫大火併的斷手、豺狼死前毀容，連串閹割意象真正的效果不是批判男權，反現閹割恐懼。恐懼由恐懼對象的過度呈現而得到扭曲的平伏（對，我怕這個，就乾脆讓它以壓倒性的數量出現，顯得不真實，因其剩餘而變相排除），半遮半掩地修飾著《選老頂》的保守核心。

是的，《選老頂》的最終保守令人皺眉。電影以阿七的恨錯難返作結：一家人在死前想像中吃湯圓，樂也融融，呼應片首「黑社會不但有愛國的，也有愛家」的類宣言，再補上六寶答應以損出器官（又一閹割意象）補償女兒，準備一起往英國作移植手術，因而逃過大火併一劫，意義呼之欲出－－顧家和政治正確的男人得以存身。即使不是出路，也是養生；即便未算幸福，也是天爵。

中年男人，做了錯事不要緊，歲月的殘餘會回來提供救贖，無論是現實（六寶的情況）抑或想像（阿七的情況），家庭永遠是避風港，回到基本價值便可（告訴自己）重新出發或重新做人，這是哪碼子的悲劇呢？對不起，只是一個（喜劇人物）失敗的故事而已。

影片對警察和黑人物形象的雙向經營亦可見保守端倪。黑幫片的警察通常不是甚麼「好人」，起碼不是觀眾認同所在；有政治喻意的黑幫片警察更儼然直指國家機器。《選老頂》保留了一個善良警察（陳家樂飾），整體的敘事角度對警隊基本不信任，但它同時不信任抗爭者。一眾黑幫小混混在街頭和警察的對峙互罵情景，在在令人想起由雨傘運動至旺角衝突以來緊張的警民關係。片中的「人民」固然沒有爭取「真普選」，其惡形惡相和愚昧的言行，表現出的負面程度和警察其實不遑多讓。

如此各打五十大板，以及明確對正面抗爭的保留，處處均見克制（如果未至於壓抑）的痕跡。不落於偏，中庸之道未必是編導調控的目的，反之，宣揚家庭價值足以慰解男人最痛才是一往直前無悔擁抱的符旨所向。於是，各種政治正確和平衡，結果成就的，竟是諸如珍惜眼前人的保守判斷，難怪悲情無根生，覺醒無所去。明乎此，馬克白的莎劇結構說到底是怎樣也完成不了的，不能有馬克白夫人（因為她是摧毀家庭的），更不能有深刻的罪疚和懺悔。阿七的片末「領悟」固然要靠六寶襯托，其格局畢竟太細了，沒有衝破任何建制的力量，啟發不了任何人（包括自己），只能退縮至已有的安全域（comfort zone）。而經歷雨傘運動之後的我們都知道，所有能改變世界的事件，那扭轉乾坤的神奇一刻（magic moment），都與安全或保安無緣。在家裡，甚麼也不會改變，悲劇不會發生，餘下失敗（男子）的故事重複不斷地上演，再上演......

#原刊於4月11日《明報》世紀版

學而反覆，反覆〈學而〉

孔子有三樂，孟子亦有三樂。孔子三樂是「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人不知而不慍」，層層遞進，由悅而樂而君子（君子為樂，樂為君子，人們往往忽略了）　。是知識性的。那朋不是一般的朋友，是能來交流學問的朋友，那不知不是一般的不知，是不懂你的主張你的觀念你的論述。
孟子的三樂是「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亦是層層遞進，但那不是快樂的遞進，而是由內而外，由己及人。是文化性的。由倫常而道德而敎化。孔子比孟子更重視樂本身，孟子比孔子更重視樂所享的領域。而就性質言，孔子的樂其實是修養，孟子的樂落實是感恩。
寫書寫文章學習知識的宜親近孔子，事親教書搞團體作文化實踐的宜親近孟子，一般人做不好孔便去做孟，結果到頭來還是要反覆讀《論語》。

真。愚人節

蝙蝠俠故事和撲克牌裡的小丑，源自塔羅牌的愚人，這很多人都知道。塔羅牌二十二張功能牌之中，愚人是唯一沒編號的，他甚至不是零，它不能被符號化，是智慧的剩餘－－《道德經》所謂大智若愚是也。他未必是男的，但原始的形象必會帶著包袱（象徵所有固有觀念和生活負累），帶一條狗（有時會有雞在他頭上）（象徵忠誠的朋友，警告他前路有危險），手執鮮花（純真、無知、大知不知），仰望天際而不發覺腳下的懸崖。他是對前路的無所知、毋計算。愚人節，難道不該紀念這個，而非甚麼惡作劇瞎捉弄嗎？

傘悔錄：八九一代人的懺思

書寫成逾一年，去年六月出版，至今雨傘符號已經開到荼薇。下一步，之前還有疑問的話，今天已愈來愈清晰。

序章：一代人的懺悔
（一）奇幻遊行
（二）民不畏威
（三）哀成人

第一章：廣場效應與擁抱真實
（一）進入廣場
（二）共同體的解構
（三）面對新事物我們總不知所措

第二章：走出多元尊重的迷霧
（一）有正有反好平常？
（二）戳穿語言偽術
（三）異識政治

第三章：為甚麼警察是敵人
（一）預演的寥落
（二）滿口謊言的香港警察
（三）公安暴力與敵我

第四章：撤與留的辯證
（一）六四夢魘
（二）下班抗爭
（三）揚棄佔中
（四）不疑不卜
（五）太平天國

第五章：藍與黃的分野
（一）認清終極屈辱
（二）以回到原點對抗事件還原
（三）瘋子Vs有自信的白痴
（四）喪屍和離地的位置

第六章：本土派論述的神話操作
（一）由城邦論到垂範華夏
（二）本土派的神話語言
（三）恐怖倫理與主體辯證

第七章：獅子山上
（一）直幅是怎樣掛起來的
（二）明道若昧，進道若退
（三）曲解莊佛，知所進退
（四）日間街站，夜間莫名的擾動

第八章：組織者之夢
（一）左膠成了最無意義的字
（二）為甚麼要內鬥
（三）要不要大台

第九章：正常生活
（一）情何以堪
（二）曲終人不散
（二）自我審查
（三）歡迎回到正常生活

後記：葬送，新生，第一人

附錄
味道的旅行　魏豪震
自由　　　　丘海琦
　

單獨囚禁

這是一齣關於囚禁，關於懺悔，最終關於自由與真理的演出。

Ｈ被囚禁在不知名的空間。那裡，日與夜的交替幾無意義。每天醒來，他都被特別針對囚犯的囚室設計弄得精神緊張，神經兮兮。他了解是敵人故意折磨他，要他交代過往的「罪行」，以及供出他們需要的情報資料。他當然不會輕易就範，即使明知要抵受無休止的心智磨蝕和呼救無門的孤獨寂寥。

他被告知，為了生存和自由，他最好「合作」。合作甚麼呢？H沒有罪！策略地假認罪又如何？提供假情報又如何？但既然認罪了，他又怎能保證對方會放過他？有妥協的空間嗎？呸！幹嘛想到妥協了？H幾乎有點看不起自己，他不該是會屈服的人.......

他一度懷疑自己是心理實驗的犧牲品，誰說獄警不可能也是另一個犯人？以前有史丹福監獄實驗，今次可會是另一齣科學家的惡作劇？半情不願下，他拿起獄卒給他撰寫悔過書的紙和筆，百無聊賴地胡亂寫些東西，於是，在回憶、重構與想像的時空裡，他回到本不願再面對的情景，和一個影子進行了令自己倍加迷惑的對話。

然後，Ｈ被告知，他的同黨何蔚藍已被捕，可能會供出一切。H想自保的話，應先同黨一步，轉做污點證人，換取減刑以至免刑。H頓時陷入囚犯兩難的處境。他該否出賣同黨以起碼換取次佳結果？說到底，H的同黨真的被捕了嗎？

經過一輪掙扎，H沒有出賣朋友，並開始在悔過書上，嘗試寫一些少年時代做過，卻又無關乎這次囚禁的錯事。「對方」當然不收貨，並告知Ｈ兒子被執的消息，這次是脅迫－－H還不就範的話，便不能保障兒子的生命安全。

「不值得的。」有聲音不斷在H腦海迴蕩。但甚麼不值得呢？又不值得甚麼呢？甚麼才是H一生最寶貴的東西？他怎能確保作出選擇後不會後悔終生？撕裂之痛、幻覺、虛構的逃逸相互交織起來，在崩潰的邊緣，H領悟了：所謂為了兒子出賣公義，本身便是最大的不公義。有朝一天，兒子也會回來向他追討......

他拒絕了，並因拒絕而存在。當然，他也背負了變相殺子之罪。於是，他在悔過書寫下了其他沒有做過的事：他曾經和同性戀男子鬼混、他收受黑社會賄賂，出選地區首長......

甚麼也好像沒有改變，H依舊被囚禁，直至不可預知的將來。同時，H終於發現，自己竟置身於嶄新的真理國度，在懺侮中解脫的實在，原已緊緊抓在自己手中。

由超人到裸命－－寫於單獨囚禁開演前夕

我們這一代人，結婚前總愛和朋友狂歡一晚，告別王老五生涯。在那些聚會上，大家有時會把那首著名的結婚進行曲改歌朗朗上口：「成個老襯，從此被困！肥既似豬，瘦既似馬騮......」彷彿結婚真是戀愛的墳墓，你為了一棵樹放棄了整片森林，人生進入囚禁的階段－－如此自嘲，以解伴隨自願承擔確認成家立室真正成長而來的悵惘。

十二年前當上父親，那種進入牢籠的感覺更強。看《迷失東京》（2003）標梅利和絲嘉莉祖安遜躺在床上訴說為人父的苦與樂，聽到那句「在孩子呱呱墮地一刻開始，你便死了」，心頭便「啪」的被甚麼觸打了一記，實在太有同感了吧，雖然男的很快用孩子帶來的歡樂和救贖說明生命「第二春」的來臨，生生不息，但那迎向結束的真實，在在告訴我們，儘管最終可以用「先失去自由以換取更大的自由」來撫平一切，但你就在這裡，當下，失去了自由，這一刻，就是極難耐極痛苦本身。

素讀古書，早認識甚麼是桎梏。《莊子‧德充符》是這樣說的：「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莊周借老子之口， 道出道家解放心靈法門－－以得證自在的超越心境貫穿經驗行為，突破肯定和否定的對立，或可，或不可（可與不可均無礙）地生活。「解甚桎梏」，結果便是自由生命。寓言中無趾是境界比老子更高的道家高人，對老子之問，他的回應是：「天刑之，安可解！」上天給你的刑罰和限制，怎麼解救得了？自由，豈是你說說那般容易？

《莊子‧人間世》另有大發揮：「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

桎梏不可解的關鍵在於它不純是外加的。責任如果只是別人、習俗、社會固有觀念加諸當事人身上的，你想擺脫卻不能擺脫只是不夠勇氣，不夠實力，逼於無奈。重點是：孝順和忠誠這些事到最後都可訴諸內在，你是真心愛你的雙親、配偶、兒女，想好好報答他們，善待他們；你是真心忠於職守，喜歡替老闆工作。這便是《莊子》所謂「不可解於心」（命）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義），所謂「大戒」，戒不掉的。

道德和善良，是最大的人性桎梏。我們堅決持守的價值、理想、許為真、善、美的東西、平等、公義、愛，以至作為理念的自由，正是終極囚禁我們的泉源。今時今日的香港，我們很能體會因於名利、囚於不義、囚於貪婪、囚於欲望，對於那些外在的，討厭的建制、泯滅人性的政策、不可理喻的惡人、壞人，我們恨得牙癢癢，激於義憤，甚至決意抗爭（儘管相信大部份人仍找不到可行復認同的方式），但關於囚於自我，囚於愛和自由，我們的思緒，大抵還卡在起步處。

米修福柯（Michel Foucault）曾在不同的論著中分析和討論「自由的囚徒」（囚於自由的人），我清晰記得二十多年前第一次接觸這個概念時我是怎麼的興奮。它的種種延伸當然指向其反面－－一個冷酷、無情的自由人。在不同的文藝產品（小說、詩歌、電影等）裡，我找到這個形象，並不斷被其吸引。他／她的另一些名字叫浪人（遊子、浪子或浪女）、小飛俠、超人。中國思想史曾有段時期辯論聖人有情抑或無情。認為聖人無情的也是指向這麼一種想像。

李連杰主演過一部電影叫《太極張三豐》，電影成績不怎樣，唯電影的張三豐悟道練功片段，同步播出主題曲，裡面有那麼兩句：「隨緣入世一衝出世，無情亦有情；隨緣盡興不爭不勝，無情是有情。」李小龍「截拳道」倡以「以無法為有法」；聖人的法度便是「以無情為有情」。

境界當然很高，但弄不好，無情（超越層）和有情（內在層）便會斷成兩截；無情是無情了，有情便變成偽飾、有意無意的裝扮，又或不屑偽飾者，隨情緒喜惡的感性拼發，以至愛之欲其生，惡之欲死，情感浪擲，惑己惑人。聖人轉為浪人，「一衝出世」為所欲為。

無情因而不受牽掛，甚麼也可放手一搏，有力有體，好像很厲害，然稍作深思，難免轉念：這種自由，究竟是可追可欲，抑或最終可怖可怕呢？

1993年，我們曾公演過一齣「後八九」戲劇，題為《第七道輪迴》，意取六道之上，再加一道輪迴。一般人受業力所引所困，不斷在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六道往復受苦，偶適聲聞緣覺，啟動般若智，循六波羅密多修行解脫，可惜有時主觀感覺過度良好，又或走火入魔，自以為得脫煩惱，成為超拔世間的高人，其實蹈入的，可能只是另一重輪迴。劇末男主角脫下衣服，裸身走出劇場，配樂是理查史特勞斯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放進八九民運後，主體抗爭何去何從的框架裡，我們對尼采超人學說的反思反諷，不言而喻。

相隔多年，我終於有機會把這個主題重新搬上舞台。這回社會文化脈絡完全變了，大中華抗爭變成雨傘運動前後，香港人尋求命運自決。尼采的理論背景也早換上了巴迪歐（Alain Badiou）的主體觀念，以及阿甘本（Giorgio Agamben）關於主權和裸命（bare life）論述，但關於囚禁、自由、主體抗爭的思考方向還是一脈相承，並且有所發展。究其根源，大抵正是身為香港人，二十多年一路走來，不能擺脫也不想擺脫的，由確立身份到樹立主體，早形成一條不可避免的道路。

擁有主體的自由超人，容易異化為壓抑宰制他人的恐怖主權者，黑格爾所謂「眾人被勞役，成就一個人的自由」、柏林（Issac Berlin）所講「積極自由的墮陷」，早詳之矣。新戲《單獨囚禁》，主角H既指Human，也指Hongkonger，他在一個被單獨囚禁，必須自我審查自我招供的處境中，身份、尊嚴、自我意識被不斷剝奪，他在一個例外狀態中一步一步變成只剩下赤裸裸一條命的存在者。在這個狀況中探究還有多少自由，自由還有怎麼樣的確切意義。他看似微不足道，通過懺悔進行的抗爭，不可能直接成為任何人的模式，但也總可以為有心人提供一定參考。

數年前和導演許樹寧合作演出《亞伯拉罕的眼淚》，思考和闡發亞伯拉罕遵神命獻祭兒子的深刻意義；《單獨囚禁》也有類似的「殺子」情節，創作時沒有刻意接著寫，而回過頭想，極端和基進的自由思考，大致真的無法迴避這基本倫理問題。換上簡單的日常生活語言，它可能只不過是這麼一句：「為了解放，你可以去到幾盡？」

廣場效應與擁抱真實－－香港公民抗命運動的初步思考

從學生闖入公民廣場，群眾自發抵擋警察衝擊的9月26日，一直至撰文的10月3日，我天天都到廣場，對，我形容公民佔領區為廣場，不限於政總、金鐘，而是高峰期遍及港九的數個佔領區總稱。當香港人開始不限於工餘遊行，到此一遊，數個小時後回家洗澡休息準備明兒上班，當為數不少的他們願意留守，三三兩兩，聊天交流，以至輪流發言、分享經驗，遇上看法不一，不怕展開激辯，卻又適可而止，並基於護持同一價值而守望相助，自發自動傳送及分享物資、清理垃圾，遇上警察以極不恰當的武力施壓，前仆後繼，彼此補位去阻擋，不讓他們去拘捕學生或奪回被佔領的馬路。只消到過現場的人都感受到這種氣氛和公民質素。

這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共同體（Community）實驗！頭一天我已興奮的和身邊的朋友說。我們經常在書本看到，抽象地理解和討論，現在便明擺在我們面前了。當然，很可惜，大部份的香港人並沒有太自覺，只是很直覺地堅持著，抱著最大公因數的共同信念：支持學生，爭取民主。

必須親到現場

廣場效應的發揮很依靠現場參與。到過現場和只隔著電視機、收音機、手機、網絡媒體接收及轉發相關資訊的人，有很大的分別。現場你很難顧及全局，往往一個消息撲過去，發現不是那麼一回事；電話、短訊、whatsapp在關鍵時刻有時會不靈光，你一面焦急但又必須一面行動，你沒時間思考，又或者貼切點說，必須在行動中思考。實踐正好是這樣，用具體的實在別於抽象的宏觀，以無暇和不必顧及徒勞換取旁觀的多慮。透過實在的交往和互動，除了強烈感受到那「大家都在一起」的共在連結，也必然同時真的在連結。當你隔著一個個媒體，偏偏今天不是媒體都變了官媒，便是被官方嚴重滲透，你只能不斷努力為自己和別人分辨真偽，擔心、無奈和無力感便很容易膨脹、泛濫。反過來，當你身在現場，你來不及擔憂，來不及恐懼，看著身旁觸手可及的「戰友」，你不會忍心拋下他們，讓他們孤獨面對打壓和分化，你會比較容易單純根據自己和大家的信念（而不去過份考慮行動後果）行事，9月28日學聯呼籲群眾撤離後，仍有不少人湧來增援，而部份人則自發分頭去佔領銅鑼灣和旺角，便是這種廣場實踐的積極效應。

不過，法國解構大師尚盧蘭西（Jean-Luc Nancy）是這樣思考共同體的：一個共同體的同一性無限區分著自身。共同體在一形成時便預示著它的瓦解，因為它要求成員成為一，但成員必須成為主體，即不同於他人才可連結成共同體，才有自發自主地連結的合理性，如此，共同體一開始便要成員背叛自己，也間接令自己失效了。共同體甚麼都不是，它不是一個集體主體，它註定只能曇花一現，成員們相互分享，要連結為一，然後就在這個過程中，沒有形成一個集體意志，沒有達成一個共同目標，它最終（必須）是無用的，因為它充滿內在的不可能。（以上說法都出自《解構的共同體》一書，由中譯編者把蘭西《非功效的共同體》一書和他其他相關文章輯成）

共同體的解構

故此，歷史上理想的共同體模型－－巴黎公社、歐洲六八風暴的大學校園、不久前台灣「太陽花學運」的立法會場，來到今天的香港街頭佔領區，都不可能持久存在，甚至到頭來可能會給參與者一個「一場空」的感覺。事實上，我們幾近政治潔癖的公民抗命高舉和平理性、禮貌抗爭。那是一場道德感召而生的運動，人們出來支持學生、爭取實現幾不可能的夢，浪漫有餘，到最後還是安全至上。政治上，香港人宛如未長牙的嬰孩，道德良知打開了不義現實一個缺口，之後便該是政治和經濟上的支援、接棒，然而香港的政黨、工會、人民持續直接發聲和充權的渠道，一早便被當權者滲透、支配得服服貼貼，未服也難有大作為。經濟結構牢牢握在與政府勾結的既得利益者手上。二十五年前的支援國內民運，香港先後出現一百萬及一百五十萬人上街，醞釀罷工罷市，也是一次良知覺醒，但隨著鄧小平發表講話，「形勢比人強」，局勢便急速逆轉。這是道德缺乏政經力量支撐的殘酷結果。

共同體的瓦解，有時則體現在廣場參與者的「變質」。天安門廣場上的柴玲，中外共產黨的內鬥權爭，例子數不勝數。本土派經常攻擊社運左翼（他們稱之為「左膠」）「以失敗為目標」，認為抗爭者甚至享受失敗，因為那樣才令他們擁有悲壯的光環之類，這種說法很能鼓惑人心，但其實只證明了他們全不懂共同體為何物。健康的共同體會自動瓦解，或者一開始便很鬆散，不讓「變質」因子積累，日本評論及思想家柄谷行人便最擅長不斷成立小型共同體再解散它們，就是為了不讓它們異化成形形色色的「怪獸」。

註定失敗不是迷思

那麼，既然最終難以避免「失敗」，我們還留在廣場幹嗎？答案顯然易見，因為「失敗」才是成功啊！這裡並非玩弄文字遊戲，而是這裡的「失敗」只是世俗的標準，不能直接達成目的，便叫「失敗」。我們別忘記，改變現實有很多種方法，不拘泥於一。有時你改變現實，換來的只是更差的現實，這可便是成功呢？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研究古羅馬城邦法，發現有一種叫做牲人（Homo Sacer）的存在，他們觸犯了某些彌天大罪，被剝奪所有政治和人身權利，甚麼也沒剩下，只得一條裸命（bare life）。城邦所有公民不可接濟他，但也不能傷害他，讓他彷彿變成天地間的棄才，沒有人看見的渣滓。這當然是終極的懲罰，裸命和牲人都慘得很，但我們只消稍為轉念，便發現他們正是最自由的人！他們最失敗，同時也是最成功的，只不過吊詭的是：在這極端例子裡，成功的代價竟便是失敗！

阿甘本發現，牲人和主權者（Sovereign，一般享有主權的是國家，但政府以至個別統治者會把它據為己有）是同構的，即都是基於法律而主動或被動地置於法律之外。政府有權頌布戒嚴，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而這個狀態阿甘本稱之為「例外狀態」，統治者便可為所欲為鎮壓不服從者。牲人和裸命處於的，也是一種例外狀態。香港人用公民抗命掙回來的廣場，則形成了一種短期的例外狀態（公民抗命基於基本法保障的人權，但其實現則把自己置於基本法保障的範圍以外）。廣場孕育了自由，但我們從牲人那裡看出，自由是慘烈的，是要付出或正付出極大的代價。

逃避真實天可憐見

於是，當然有人不願意付出這些代價。當缺口打開，原本幾乎不可能變成新的可能，他們便想把它還原為不可能，趕著跑去把新生命扼殺。他們急於回到常規，他們掛藍絲帶，叫嚷著：「梁振英沒有影響我生活，民主已影響我生活，我要這些民主幹嗎？」他們急於把慘慘的傷口封起來，不願重提，繼續安心。他們不敢面對真實（The Real，不是reality），而真實，正是自由給予我們的。

不錯，廣場和共同體的實在，是我們守護的目標，留守到最後的神聖理由。藝術創作人耳熟能詳的經驗：真實即使在作品形成和鑒賞時出現了一刹那，我們已感激流涕，謝天謝地。何況真實已出現了六天以至更久？緊緊抓住人生難得一見的真實，實實在在於廣場活一遍，便是我們這個時刻，這個時代給予我們的最大恩典！

（刊於10月5日《星期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