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而反覆，反覆〈學而〉

孔子有三樂，孟子亦有三樂。孔子三樂是「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人不知而不慍」，層層遞進，由悅而樂而君子（君子為樂，樂為君子，人們往往忽略了）　。是知識性的。那朋不是一般的朋友，是能來交流學問的朋友，那不知不是一般的不知，是不懂你的主張你的觀念你的論述。
孟子的三樂是「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亦是層層遞進，但那不是快樂的遞進，而是由內而外，由己及人。是文化性的。由倫常而道德而敎化。孔子比孟子更重視樂本身，孟子比孔子更重視樂所享的領域。而就性質言，孔子的樂其實是修養，孟子的樂落實是感恩。
寫書寫文章學習知識的宜親近孔子，事親教書搞團體作文化實踐的宜親近孟子，一般人做不好孔便去做孟，結果到頭來還是要反覆讀《論語》。

真。愚人節

蝙蝠俠故事和撲克牌裡的小丑，源自塔羅牌的愚人，這很多人都知道。塔羅牌二十二張功能牌之中，愚人是唯一沒編號的，他甚至不是零，它不能被符號化，是智慧的剩餘－－《道德經》所謂大智若愚是也。他未必是男的，但原始的形象必會帶著包袱（象徵所有固有觀念和生活負累），帶一條狗（有時會有雞在他頭上）（象徵忠誠的朋友，警告他前路有危險），手執鮮花（純真、無知、大知不知），仰望天際而不發覺腳下的懸崖。他是對前路的無所知、毋計算。愚人節，難道不該紀念這個，而非甚麼惡作劇瞎捉弄嗎？

傘悔錄：八九一代人的懺思

書寫成逾一年，去年六月出版，至今雨傘符號已經開到荼薇。下一步，之前還有疑問的話，今天已愈來愈清晰。

序章：一代人的懺悔
（一）奇幻遊行
（二）民不畏威
（三）哀成人

第一章：廣場效應與擁抱真實
（一）進入廣場
（二）共同體的解構
（三）面對新事物我們總不知所措

第二章：走出多元尊重的迷霧
（一）有正有反好平常？
（二）戳穿語言偽術
（三）異識政治

第三章：為甚麼警察是敵人
（一）預演的寥落
（二）滿口謊言的香港警察
（三）公安暴力與敵我

第四章：撤與留的辯證
（一）六四夢魘
（二）下班抗爭
（三）揚棄佔中
（四）不疑不卜
（五）太平天國

第五章：藍與黃的分野
（一）認清終極屈辱
（二）以回到原點對抗事件還原
（三）瘋子Vs有自信的白痴
（四）喪屍和離地的位置

第六章：本土派論述的神話操作
（一）由城邦論到垂範華夏
（二）本土派的神話語言
（三）恐怖倫理與主體辯證

第七章：獅子山上
（一）直幅是怎樣掛起來的
（二）明道若昧，進道若退
（三）曲解莊佛，知所進退
（四）日間街站，夜間莫名的擾動

第八章：組織者之夢
（一）左膠成了最無意義的字
（二）為甚麼要內鬥
（三）要不要大台

第九章：正常生活
（一）情何以堪
（二）曲終人不散
（二）自我審查
（三）歡迎回到正常生活

後記：葬送，新生，第一人

附錄
味道的旅行　魏豪震
自由　　　　丘海琦
　

單獨囚禁

這是一齣關於囚禁，關於懺悔，最終關於自由與真理的演出。

Ｈ被囚禁在不知名的空間。那裡，日與夜的交替幾無意義。每天醒來，他都被特別針對囚犯的囚室設計弄得精神緊張，神經兮兮。他了解是敵人故意折磨他，要他交代過往的「罪行」，以及供出他們需要的情報資料。他當然不會輕易就範，即使明知要抵受無休止的心智磨蝕和呼救無門的孤獨寂寥。

他被告知，為了生存和自由，他最好「合作」。合作甚麼呢？H沒有罪！策略地假認罪又如何？提供假情報又如何？但既然認罪了，他又怎能保證對方會放過他？有妥協的空間嗎？呸！幹嘛想到妥協了？H幾乎有點看不起自己，他不該是會屈服的人.......

他一度懷疑自己是心理實驗的犧牲品，誰說獄警不可能也是另一個犯人？以前有史丹福監獄實驗，今次可會是另一齣科學家的惡作劇？半情不願下，他拿起獄卒給他撰寫悔過書的紙和筆，百無聊賴地胡亂寫些東西，於是，在回憶、重構與想像的時空裡，他回到本不願再面對的情景，和一個影子進行了令自己倍加迷惑的對話。

然後，Ｈ被告知，他的同黨何蔚藍已被捕，可能會供出一切。H想自保的話，應先同黨一步，轉做污點證人，換取減刑以至免刑。H頓時陷入囚犯兩難的處境。他該否出賣同黨以起碼換取次佳結果？說到底，H的同黨真的被捕了嗎？

經過一輪掙扎，H沒有出賣朋友，並開始在悔過書上，嘗試寫一些少年時代做過，卻又無關乎這次囚禁的錯事。「對方」當然不收貨，並告知Ｈ兒子被執的消息，這次是脅迫－－H還不就範的話，便不能保障兒子的生命安全。

「不值得的。」有聲音不斷在H腦海迴蕩。但甚麼不值得呢？又不值得甚麼呢？甚麼才是H一生最寶貴的東西？他怎能確保作出選擇後不會後悔終生？撕裂之痛、幻覺、虛構的逃逸相互交織起來，在崩潰的邊緣，H領悟了：所謂為了兒子出賣公義，本身便是最大的不公義。有朝一天，兒子也會回來向他追討......

他拒絕了，並因拒絕而存在。當然，他也背負了變相殺子之罪。於是，他在悔過書寫下了其他沒有做過的事：他曾經和同性戀男子鬼混、他收受黑社會賄賂，出選地區首長......

甚麼也好像沒有改變，H依舊被囚禁，直至不可預知的將來。同時，H終於發現，自己竟置身於嶄新的真理國度，在懺侮中解脫的實在，原已緊緊抓在自己手中。

由超人到裸命－－寫於單獨囚禁開演前夕

我們這一代人，結婚前總愛和朋友狂歡一晚，告別王老五生涯。在那些聚會上，大家有時會把那首著名的結婚進行曲改歌朗朗上口：「成個老襯，從此被困！肥既似豬，瘦既似馬騮......」彷彿結婚真是戀愛的墳墓，你為了一棵樹放棄了整片森林，人生進入囚禁的階段－－如此自嘲，以解伴隨自願承擔確認成家立室真正成長而來的悵惘。

十二年前當上父親，那種進入牢籠的感覺更強。看《迷失東京》（2003）標梅利和絲嘉莉祖安遜躺在床上訴說為人父的苦與樂，聽到那句「在孩子呱呱墮地一刻開始，你便死了」，心頭便「啪」的被甚麼觸打了一記，實在太有同感了吧，雖然男的很快用孩子帶來的歡樂和救贖說明生命「第二春」的來臨，生生不息，但那迎向結束的真實，在在告訴我們，儘管最終可以用「先失去自由以換取更大的自由」來撫平一切，但你就在這裡，當下，失去了自由，這一刻，就是極難耐極痛苦本身。

素讀古書，早認識甚麼是桎梏。《莊子‧德充符》是這樣說的：「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莊周借老子之口， 道出道家解放心靈法門－－以得證自在的超越心境貫穿經驗行為，突破肯定和否定的對立，或可，或不可（可與不可均無礙）地生活。「解甚桎梏」，結果便是自由生命。寓言中無趾是境界比老子更高的道家高人，對老子之問，他的回應是：「天刑之，安可解！」上天給你的刑罰和限制，怎麼解救得了？自由，豈是你說說那般容易？

《莊子‧人間世》另有大發揮：「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

桎梏不可解的關鍵在於它不純是外加的。責任如果只是別人、習俗、社會固有觀念加諸當事人身上的，你想擺脫卻不能擺脫只是不夠勇氣，不夠實力，逼於無奈。重點是：孝順和忠誠這些事到最後都可訴諸內在，你是真心愛你的雙親、配偶、兒女，想好好報答他們，善待他們；你是真心忠於職守，喜歡替老闆工作。這便是《莊子》所謂「不可解於心」（命）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義），所謂「大戒」，戒不掉的。

道德和善良，是最大的人性桎梏。我們堅決持守的價值、理想、許為真、善、美的東西、平等、公義、愛，以至作為理念的自由，正是終極囚禁我們的泉源。今時今日的香港，我們很能體會因於名利、囚於不義、囚於貪婪、囚於欲望，對於那些外在的，討厭的建制、泯滅人性的政策、不可理喻的惡人、壞人，我們恨得牙癢癢，激於義憤，甚至決意抗爭（儘管相信大部份人仍找不到可行復認同的方式），但關於囚於自我，囚於愛和自由，我們的思緒，大抵還卡在起步處。

米修福柯（Michel Foucault）曾在不同的論著中分析和討論「自由的囚徒」（囚於自由的人），我清晰記得二十多年前第一次接觸這個概念時我是怎麼的興奮。它的種種延伸當然指向其反面－－一個冷酷、無情的自由人。在不同的文藝產品（小說、詩歌、電影等）裡，我找到這個形象，並不斷被其吸引。他／她的另一些名字叫浪人（遊子、浪子或浪女）、小飛俠、超人。中國思想史曾有段時期辯論聖人有情抑或無情。認為聖人無情的也是指向這麼一種想像。

李連杰主演過一部電影叫《太極張三豐》，電影成績不怎樣，唯電影的張三豐悟道練功片段，同步播出主題曲，裡面有那麼兩句：「隨緣入世一衝出世，無情亦有情；隨緣盡興不爭不勝，無情是有情。」李小龍「截拳道」倡以「以無法為有法」；聖人的法度便是「以無情為有情」。

境界當然很高，但弄不好，無情（超越層）和有情（內在層）便會斷成兩截；無情是無情了，有情便變成偽飾、有意無意的裝扮，又或不屑偽飾者，隨情緒喜惡的感性拼發，以至愛之欲其生，惡之欲死，情感浪擲，惑己惑人。聖人轉為浪人，「一衝出世」為所欲為。

無情因而不受牽掛，甚麼也可放手一搏，有力有體，好像很厲害，然稍作深思，難免轉念：這種自由，究竟是可追可欲，抑或最終可怖可怕呢？

1993年，我們曾公演過一齣「後八九」戲劇，題為《第七道輪迴》，意取六道之上，再加一道輪迴。一般人受業力所引所困，不斷在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六道往復受苦，偶適聲聞緣覺，啟動般若智，循六波羅密多修行解脫，可惜有時主觀感覺過度良好，又或走火入魔，自以為得脫煩惱，成為超拔世間的高人，其實蹈入的，可能只是另一重輪迴。劇末男主角脫下衣服，裸身走出劇場，配樂是理查史特勞斯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放進八九民運後，主體抗爭何去何從的框架裡，我們對尼采超人學說的反思反諷，不言而喻。

相隔多年，我終於有機會把這個主題重新搬上舞台。這回社會文化脈絡完全變了，大中華抗爭變成雨傘運動前後，香港人尋求命運自決。尼采的理論背景也早換上了巴迪歐（Alain Badiou）的主體觀念，以及阿甘本（Giorgio Agamben）關於主權和裸命（bare life）論述，但關於囚禁、自由、主體抗爭的思考方向還是一脈相承，並且有所發展。究其根源，大抵正是身為香港人，二十多年一路走來，不能擺脫也不想擺脫的，由確立身份到樹立主體，早形成一條不可避免的道路。

擁有主體的自由超人，容易異化為壓抑宰制他人的恐怖主權者，黑格爾所謂「眾人被勞役，成就一個人的自由」、柏林（Issac Berlin）所講「積極自由的墮陷」，早詳之矣。新戲《單獨囚禁》，主角H既指Human，也指Hongkonger，他在一個被單獨囚禁，必須自我審查自我招供的處境中，身份、尊嚴、自我意識被不斷剝奪，他在一個例外狀態中一步一步變成只剩下赤裸裸一條命的存在者。在這個狀況中探究還有多少自由，自由還有怎麼樣的確切意義。他看似微不足道，通過懺悔進行的抗爭，不可能直接成為任何人的模式，但也總可以為有心人提供一定參考。

數年前和導演許樹寧合作演出《亞伯拉罕的眼淚》，思考和闡發亞伯拉罕遵神命獻祭兒子的深刻意義；《單獨囚禁》也有類似的「殺子」情節，創作時沒有刻意接著寫，而回過頭想，極端和基進的自由思考，大致真的無法迴避這基本倫理問題。換上簡單的日常生活語言，它可能只不過是這麼一句：「為了解放，你可以去到幾盡？」

廣場效應與擁抱真實－－香港公民抗命運動的初步思考

從學生闖入公民廣場，群眾自發抵擋警察衝擊的9月26日，一直至撰文的10月3日，我天天都到廣場，對，我形容公民佔領區為廣場，不限於政總、金鐘，而是高峰期遍及港九的數個佔領區總稱。當香港人開始不限於工餘遊行，到此一遊，數個小時後回家洗澡休息準備明兒上班，當為數不少的他們願意留守，三三兩兩，聊天交流，以至輪流發言、分享經驗，遇上看法不一，不怕展開激辯，卻又適可而止，並基於護持同一價值而守望相助，自發自動傳送及分享物資、清理垃圾，遇上警察以極不恰當的武力施壓，前仆後繼，彼此補位去阻擋，不讓他們去拘捕學生或奪回被佔領的馬路。只消到過現場的人都感受到這種氣氛和公民質素。

這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共同體（Community）實驗！頭一天我已興奮的和身邊的朋友說。我們經常在書本看到，抽象地理解和討論，現在便明擺在我們面前了。當然，很可惜，大部份的香港人並沒有太自覺，只是很直覺地堅持著，抱著最大公因數的共同信念：支持學生，爭取民主。

必須親到現場

廣場效應的發揮很依靠現場參與。到過現場和只隔著電視機、收音機、手機、網絡媒體接收及轉發相關資訊的人，有很大的分別。現場你很難顧及全局，往往一個消息撲過去，發現不是那麼一回事；電話、短訊、whatsapp在關鍵時刻有時會不靈光，你一面焦急但又必須一面行動，你沒時間思考，又或者貼切點說，必須在行動中思考。實踐正好是這樣，用具體的實在別於抽象的宏觀，以無暇和不必顧及徒勞換取旁觀的多慮。透過實在的交往和互動，除了強烈感受到那「大家都在一起」的共在連結，也必然同時真的在連結。當你隔著一個個媒體，偏偏今天不是媒體都變了官媒，便是被官方嚴重滲透，你只能不斷努力為自己和別人分辨真偽，擔心、無奈和無力感便很容易膨脹、泛濫。反過來，當你身在現場，你來不及擔憂，來不及恐懼，看著身旁觸手可及的「戰友」，你不會忍心拋下他們，讓他們孤獨面對打壓和分化，你會比較容易單純根據自己和大家的信念（而不去過份考慮行動後果）行事，9月28日學聯呼籲群眾撤離後，仍有不少人湧來增援，而部份人則自發分頭去佔領銅鑼灣和旺角，便是這種廣場實踐的積極效應。

不過，法國解構大師尚盧蘭西（Jean-Luc Nancy）是這樣思考共同體的：一個共同體的同一性無限區分著自身。共同體在一形成時便預示著它的瓦解，因為它要求成員成為一，但成員必須成為主體，即不同於他人才可連結成共同體，才有自發自主地連結的合理性，如此，共同體一開始便要成員背叛自己，也間接令自己失效了。共同體甚麼都不是，它不是一個集體主體，它註定只能曇花一現，成員們相互分享，要連結為一，然後就在這個過程中，沒有形成一個集體意志，沒有達成一個共同目標，它最終（必須）是無用的，因為它充滿內在的不可能。（以上說法都出自《解構的共同體》一書，由中譯編者把蘭西《非功效的共同體》一書和他其他相關文章輯成）

共同體的解構

故此，歷史上理想的共同體模型－－巴黎公社、歐洲六八風暴的大學校園、不久前台灣「太陽花學運」的立法會場，來到今天的香港街頭佔領區，都不可能持久存在，甚至到頭來可能會給參與者一個「一場空」的感覺。事實上，我們幾近政治潔癖的公民抗命高舉和平理性、禮貌抗爭。那是一場道德感召而生的運動，人們出來支持學生、爭取實現幾不可能的夢，浪漫有餘，到最後還是安全至上。政治上，香港人宛如未長牙的嬰孩，道德良知打開了不義現實一個缺口，之後便該是政治和經濟上的支援、接棒，然而香港的政黨、工會、人民持續直接發聲和充權的渠道，一早便被當權者滲透、支配得服服貼貼，未服也難有大作為。經濟結構牢牢握在與政府勾結的既得利益者手上。二十五年前的支援國內民運，香港先後出現一百萬及一百五十萬人上街，醞釀罷工罷市，也是一次良知覺醒，但隨著鄧小平發表講話，「形勢比人強」，局勢便急速逆轉。這是道德缺乏政經力量支撐的殘酷結果。

共同體的瓦解，有時則體現在廣場參與者的「變質」。天安門廣場上的柴玲，中外共產黨的內鬥權爭，例子數不勝數。本土派經常攻擊社運左翼（他們稱之為「左膠」）「以失敗為目標」，認為抗爭者甚至享受失敗，因為那樣才令他們擁有悲壯的光環之類，這種說法很能鼓惑人心，但其實只證明了他們全不懂共同體為何物。健康的共同體會自動瓦解，或者一開始便很鬆散，不讓「變質」因子積累，日本評論及思想家柄谷行人便最擅長不斷成立小型共同體再解散它們，就是為了不讓它們異化成形形色色的「怪獸」。

註定失敗不是迷思

那麼，既然最終難以避免「失敗」，我們還留在廣場幹嗎？答案顯然易見，因為「失敗」才是成功啊！這裡並非玩弄文字遊戲，而是這裡的「失敗」只是世俗的標準，不能直接達成目的，便叫「失敗」。我們別忘記，改變現實有很多種方法，不拘泥於一。有時你改變現實，換來的只是更差的現實，這可便是成功呢？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研究古羅馬城邦法，發現有一種叫做牲人（Homo Sacer）的存在，他們觸犯了某些彌天大罪，被剝奪所有政治和人身權利，甚麼也沒剩下，只得一條裸命（bare life）。城邦所有公民不可接濟他，但也不能傷害他，讓他彷彿變成天地間的棄才，沒有人看見的渣滓。這當然是終極的懲罰，裸命和牲人都慘得很，但我們只消稍為轉念，便發現他們正是最自由的人！他們最失敗，同時也是最成功的，只不過吊詭的是：在這極端例子裡，成功的代價竟便是失敗！

阿甘本發現，牲人和主權者（Sovereign，一般享有主權的是國家，但政府以至個別統治者會把它據為己有）是同構的，即都是基於法律而主動或被動地置於法律之外。政府有權頌布戒嚴，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而這個狀態阿甘本稱之為「例外狀態」，統治者便可為所欲為鎮壓不服從者。牲人和裸命處於的，也是一種例外狀態。香港人用公民抗命掙回來的廣場，則形成了一種短期的例外狀態（公民抗命基於基本法保障的人權，但其實現則把自己置於基本法保障的範圍以外）。廣場孕育了自由，但我們從牲人那裡看出，自由是慘烈的，是要付出或正付出極大的代價。

逃避真實天可憐見

於是，當然有人不願意付出這些代價。當缺口打開，原本幾乎不可能變成新的可能，他們便想把它還原為不可能，趕著跑去把新生命扼殺。他們急於回到常規，他們掛藍絲帶，叫嚷著：「梁振英沒有影響我生活，民主已影響我生活，我要這些民主幹嗎？」他們急於把慘慘的傷口封起來，不願重提，繼續安心。他們不敢面對真實（The Real，不是reality），而真實，正是自由給予我們的。

不錯，廣場和共同體的實在，是我們守護的目標，留守到最後的神聖理由。藝術創作人耳熟能詳的經驗：真實即使在作品形成和鑒賞時出現了一刹那，我們已感激流涕，謝天謝地。何況真實已出現了六天以至更久？緊緊抓住人生難得一見的真實，實實在在於廣場活一遍，便是我們這個時刻，這個時代給予我們的最大恩典！

（刊於10月5日《星期日明報》）

The Morning

I woke up with the memory of the morning. The smell, the bliss, as well as the truth. The truth of confusion of all those feeling, acting as the omen of tragedy. No mercy from our fate, of course and I didn't know at all at that time. You can guess I was trapped by some regret but it gradually vanished and was replaced by the ironic smile emerged through the surface of non-conformity of our lives. There is no forgiveness so it was destined to be remained in the traces of deserted dreams and memories I realized when I woke up. In that morning.